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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45年后:观察中美关系需要四个重要参数

震海 邱震海 202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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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486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震海听风》节目是2024年的第一期,我在这里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身处何方,都能心想事成、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在这里先和大家说声抱歉,过去三天由于工作繁忙,节目未能按时更新。接近年底,一方面我们团队要举行闭门会议;另一方面在2023年12月31日,我们举办了“总结2023,前瞻2024”的年度演讲。从今天开始,依然是争取每天不落更,第一时间向大家提供我对国际局势和世界风云的第一手解构和分析。

2024年终于来临,这一年将发生什么?我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结合每天的新闻热点,给大家做出评论。如果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阅读我们香港全球化中心在2023年12月29日全球发布的《2024年度十大预测》。(点击蓝字跳转阅读)

我认为,2024年应该是继续不平静的一年。从国际局势上来说,正如此前我提出的“两场明战、一场暗战”,未来如何发展令我们非常关注。

大家知道,上个月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而昨天(2024年1月1日)正好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年前中美开始建交,在今天看来或许是稀松平常,但在当年看来显然是石破天惊。因为中美这两个国家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对立,终于走到了一起,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中2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冷战

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处于美苏冷战时期,因此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来说还处于比较舒服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美同一条战壕里的非正式战友因为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所以,虽然当时的中国积弱贫穷,但是外交地位很高。

当然这也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运筹帷幄和远大的战略眼光有关。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是第一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比较欠发达的国家是第三世界。

一开始,我们是针对第一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拥抱第三世界。后来在1969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读过我《迫在眉睫》这本书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中国的一些老帅进行研究并研判当时的国际局势。

当时正值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然而老帅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世界大战不一定一触即发也许可以避免同时美苏矛盾要远远大于中美矛盾既然如此,三角关系中,中美就可以走近而恰恰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出于内政外交等各方面原因也有意靠近中国,所以就有了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也有了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

当时尼克松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握手,开启了后来整个中美关系的格局,这被西方学者称为“72年框架”。

以上是第一个前提的分析,而从今天的中美关系来看,显然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前提是1972年2月中美开始恢复接触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直到“72年框架”双方才恢复了接触。然后到1979年1月1日,也就是45年前的昨天,中美正式建交。这中间过了7年时间,而这期间恰恰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我们不但是在第一世界里,通过和美国缓和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同时继续争取第二世界和拥抱第三世界。

所以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一是很舒服,二是在理论上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空间。尤其是对于45年前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来说,赢得了很好的国际空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1972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尼克松没有握手,而是1979年才开始缓和关系,这对当时已经开始对外开放的中国而言,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事物的发展和传导需要几年时间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是了7年的时间来进行传导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对舒服,一方面可以让中国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一切以发展为核心;另一方面,可以让已经水到渠成的中美关系再进一步。

因此,上述提到的2个前提,我认为缺一不可,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第一个前提是当时的美苏冷战,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比较舒服,因为中国不处于美苏的第一层面。

第二个前提是1972年我国最高领导人和尼克松的握手,中间间隔7年,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

从时间上看,一方面于今天而言稀松平常,另一方面于过去而言却非常巧合,因为在1978年12月召开会议,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而就在十几天后中美正式建交。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1月时任副总理出访美国,实际是与美国私下交底,然后1979年2月17日,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从今天看来,也许大家认为是偶然,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大格局也就是中国要对外开放这需要我们赢得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而这个国际环境在1972年中美领导人握手后,用7年时间传导已经建立起来了。

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对手苏联在我国东北成兵百万,坦率来讲它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障碍,也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个障碍。此话怎讲呢?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不能赢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任,那么很多对外开放的举措就难以展开。同时苏联始终虎视眈眈,始终叫嚣着要进犯中国东北的边境。所以既然如此,那中国就在南部打一个主要对手——越南。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还有可探讨之处,战略定夺情报工作,以及军事外交等整体战略外交方面,尤其是和美国的沟通做得炉火纯青相当成熟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积弱贫穷的国家,不仅人均GDP非常低,而且经过十年动荡,国民经济非常脆弱,但我们却在外交上通过高瞻远瞩,打出了一片很好的天地。

如今45年过去了,昨天(1月1日)中美领导人互致贺信,这显然是中美双方的协调之举。按理说45周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节日,但是中美双方约定在同一天向全世界宣布并互致贺信,而且信件中还充满了很多建设性的语言和建议,这其实就展现了在2024年开年,中美想要改善关系的意愿,这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从长远来看,这出于过去若干年中美关系结构性恶化的结果;从短期来看,这也是出于在去年1月底2月初的气球风波之后,美方撞倒南墙,将2022年巴厘岛峰会达成的共识打得稀巴烂之后的痛定思痛,所以决定回头。

2024年开局的第一天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给中方致贺信我认为,至少从象征意义上说是一个不错的举动

有时候,人们往往会看每一年开头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塑造或奠定这一年的走向。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在描述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缓和关系时,我经常会用到两组词,分别是“结构性战略冲突”和“象征性缓和”,而这次中美领导人互相致贺信就是“象征性缓和”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很好的信号,我们也希望它能够长期延续下去,并变成“结构性缓和”。但问题是,目前中美关系还远不到“结构性缓和”的程度,因为当前所有的缓和都是策略性的,只浮于表面。

我经常说,从“宏观”到“微观”,中间需要“中观”来作为连接的桥梁,那么中美之间的“中观”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中美关系的现状、中美关系的时空环境变化,以及中美之间还能走出什么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目前中美之间明显已经是竞争大于合作。

过去我们常说,竞合竞合,中美之间既有竞争更有合作,并且在十几年之前,人们也一直希望,中美能够以合作来推迟或消弭对抗,甚至全面化解对抗。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十几年前的目标,恐怕是不可能了,即便是两个月之前,中美元首在旧金山进行过会谈,我认为这一结果也很难改变。

下一步,中美之间至少是合作和竞争保持平衡,但想要合作完全盖过竞争,以目前的情况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第一,冷战已经消失,中美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换句话说,如果45年之前,与美国在第一层面直接短兵相接的是苏联,那么45年之后的今天就是中国。

当然,中国永远没有视美国为头号对手,只是美国单方面视中国为头号对手,对于美国人的狭隘、短视,我就不在此进行评论,但大家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中美关系不可能再回到45年前。

因为四五十年前,中美之间合作的契机是要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这其中有功利性和功能性的因素,而今天中美之间的合作已经没有了功利性和功能性,但中美之间的冲突,却具有战略性和结构性。

第二,处理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两个派别,分别是冲突派和缓和派,但这两个派别的思维都比较偏颇。比如冲突派,就是把战略冲突视为中美关系中的唯一;而主张缓和派,则认为中美如今在主观认知上的差异,才是导致双方出现问题的原因。这两种思维明显都具有片面性。

我认为中美之间有四大参数,由此构建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性框架,这四个参数中,每拿掉一个,中美关系的框架模型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当参数去掉的越多,我们就能把问题推向逻辑的极端,并最终得出问题的本质。

那么,到底是哪四个参数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框架?

首先,当然是硬实力的冲撞。在中美软硬实力如此接近的今天,即便是当年中美建交时候的中美双方领导人,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没有一个美国领导人能够容忍中国步步崛起,并逐渐在军事、战略上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创新上颠覆美国的底层逻辑。

需要注意,硬实力是四个参数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在没有硬实力的前提下,其他几个参数都好办,但当硬实力加入进来时,其他几个参数就会很难办。

其次就是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在这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冷战阶段,那时中美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同道,只是发展速度不同,于是美国方面说:“我可以等你”,中国也表示:“要向美国学习”。然而现在我们发现,中美之间并不仅仅只是发展速度不同,现在我们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中美之间的硬实力在日趋接近,软实力却在渐行渐远。

然后就是主观认知,这一参数非常考验一代人的智慧和战略远见卓识。像我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与狼共舞”来换取战略空间,以及以时间换空间等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谋略,那么这种谋略在今天的中美之间能不能恢复?如果能恢复,会恢复到什么程度,还需要深度的思考。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那就是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虽然我本人百分百反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的差异,至少是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沟通。

所以,在16年之前,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东西方产生剧烈冲突的时候,我就说过:“当西方残存的傲慢,遇到东方尚存的悲情,再加上其他几个参数,胡子眉毛一把抓,这锅“红烧肉”煮起来就会相当困难”。

对于这四个参数,在逻辑思维上,人们要一个一个进行审视,然后将他们放在一起,看这四个参数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接着再将其中一个抽离出来,看另外三个参数如何运营,或者将其中三个抽离出来,看剩余的一个具体如何运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出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准确研判,才能做出对人类世界具有建设性的战略规划。

编辑:陈诗敏、张纪红 排版:陈诗敏


2024年1月1日凌晨,邱震海2023年度演讲落下帷幕。

本次演讲的主题为“惊涛 迎接2024:一个大动荡时代的转折点”,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王宏广、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先生、大中华地区的学者和企业家雷倩博士三位大咖,来与大家总结2023,前瞻2024。
在昨天的年度演讲上,我们有很多亮点,既可以让大家开拓视野,同时又在很具体的问题上给大家提供帮助。据现场的观众给我们反馈,很多人听完了之后,都说深受启发!
没有到现场,以及没来得及看线上直播的朋友们,欢迎后台回复“年度演讲直播回放”,获取直播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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